二、所谓"徐蚌会战计划"

二、所谓“徐蚌会战计划”

　　1948年10日下半月这一期间，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，指挥东北蒋军作垂死的挣扎。这时，徐州附近蒋军已整补完毕，停止于柳河、商丘、徐州、海州、峄县、临城、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。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，即束手无策。

　　打乎？守乎？退乎？议论纷纷，毫无决策。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蒋军对三野的攻击(如前说未实施)向豫西发动一次“扫荡”，又完全扑空。

　　及10月30日，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已完蛋，沈阳已甚混乱，危在旦夕，即慌忙飞返南京，拟了一个“徐蚌会战计划”。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：(一)方针蒋军以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，击破解放军攻势，完成“戡乱建国”之目的，着将徐州“剿总”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(包括临淮关、怀远、风台间地区)，占领阵地，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，相机转为攻势，予以歼灭。

　　(二)任务及行动

　　1.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、贾汪，掩护主力转移。

　　2.各部队行动：(1)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、临淮关附近转进。(2)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、第三绥靖区经褚兰、固镇向蚌埠转进。(3)徐州以西黄口、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。(4)柳河、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、风台间地区转进。(5)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。

　　3.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，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。

　　(三)指导要领

　　1.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，掩护主力安全撤退。

　　如遇小部队袭击，应迅速击破，继续向目的地转进。

　　2.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犯，则以一部牵制其主力，迅速向目的地转进。

　　3.徐州、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，如遇攻击，应利用既设工事，努力抵抗，争取时间，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。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，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。

　　以上计划，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，于11月3日上午派其第三厅(作战厅)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，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：“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，请即到蚌埠指挥……”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，就是这样“客气”。我看了这一计划后，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；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，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，即与许朗轩商榷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，分路同时撤退，行动必须迅速，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、各个击破的危险。许也同意我的意见。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说：“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匪决战的计划，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。徐蚌会战部署，请刘总司令指挥，迅速按计划实施，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……”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，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。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名，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，对于个人不利。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。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，徐州附近的蒋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，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。

　　许朗轩于11月3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，我不了解，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，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，据事后了解，蒋介石的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，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，提出“守江必守淮”的方针。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：第一案，徐州“剿总”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，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，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、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，作攻势防御，与解放军决战；第二案，是退守淮河南岸，凭河川防御，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，机动转移攻势，击破解放军。研究结果，决定采纳第一案。

　　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，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。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，也回忆不起来了。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，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，摆了数十万大军，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(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，只留一 二个军，几等于不守)，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，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。

　　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，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。

　　除11月3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(欠九十九军)向涡阳、蒙城集结，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、固镇集结外，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。听说顾祝同曾于11月4日亲到徐州指示，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，但也未能当机立断，及时实施。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，并未作全盘考虑，对于“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”(古兵法语)亦未加慎重考虑，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、勾心斗角，怕刘汝明、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、不稳妥，急电召刘、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，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(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，刘的通电我看到过)。

　　到11月6日，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，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，连电告急，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，令各部队开始行动。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：先令第一百军星夜开海州，增加海州、连云港防务；后又令中途返回，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，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运河以东、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。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，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。

　　据说，黄百韬6日晚接到命令后，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，在新安镇等了两天，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，这样大的兵团(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)如何能够在敌前安全撤退，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。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，及时捕捉战机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，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。黄的部队边打边退，损失惨重。同时，解放军于8日争取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、张克侠等起义，迅速由枣庄、贾汪南下，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间的曹八集附近，将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，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。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，惊魂未定，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；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。

　　这样，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，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，未能实施预定计划(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)，及时集中兵力应战，在解放军变化莫测、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，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，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、手足无措。

　　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，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、大小部队的调动，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。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，每日仅凭所谓“官邸汇报”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，或凭他本人“灵机”一动，乱下手谕。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，不是过时失策，即是主观武断。前方部队长不遵从，即有违命之罪；遵从则自投罗网。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，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。任何一个情况出现，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；只想救自己，不顾全局。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，决策一再变更。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，加速了蒋军的灭亡，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