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、蒋介石三变决心，全部完蛋

六、蒋介石三变决心，全部完蛋

　　如前所说，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放弃徐州，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，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。我执行这一计划时，怕泄露企图，无法撤出，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。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，即有人通知蒋政权在徐州的政治、经济、党务各部门，在徐州的蒋家各机关纷纷要求尽先让他们撤退。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，连刘峙本人也挤得未能走了，等到29日早晨才起飞的。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。

　　28日晚，我召集孙元良、邱清泉、李弥三人开会，我讲了蒋介石的决策之后，吹牛说这一撤退是可以成功的。大家一致同意“撤即不能打、打即不能撤”的原则，并决定撤退的概略部署如下：(一)29日蒋军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。

　　(二)30日晚全部开始撤出徐州，第一要到达永城附近，第二要到达蒙城、涡阳、阜阳间地区，以淮河为依托，再向解放军进攻。撤退中以“滚筒战术”逐次掩护行进。

　　(三)十三兵团先遣一个师，于29日晚以前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，以掩护主力之安全撤退。尔后归还该兵团建制。

　　(四)二兵团于29日全面实行佯攻，以迷惑解放军。于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小孤集、四堡、白楼等处牵制解放军。掩护部队应努力迟滞解放军，到1日晚撤退。主力于29日晚开始撤退，务于30日晚到达瓦子口、青龙集附近，掩护军右翼安全，尔后经王寨、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关南关地区。

　　(五)十六兵团于29日对当面之敌实行佯攻，迷惑解放军，于30日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孤山集、笔架山一带迟滞解放军，至1日晚撤退归还建制。主力于30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、冯河集，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。

　　(六)十三兵团(除先遣一师外)于30日晚在苑山附近及徐州市留少数掩护部队迟滞解放军，掩护部队至1日黄昏后撤退。主力自30日晚开始撤退经曲星铺、袁圩向永城北关前进。

　　(七)徐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地方军警于11月30日由徐州撤退、经袁圩、薛家湖向永城西关前进。

　　(八)指挥部直属部队于30日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，经铁路附近公路经大吴集、孟集，向永城前进。

　　(九)各部队行动统制地区：12月1日，指挥部大吴集，第二兵团司令部王寨，十六兵团司令部红庙，十三兵团司令部曲星铺，徐州警备司令部袁圩；12月2日，指挥部孟集，第二兵团李石林，十三兵团袁圩，十六兵团冯河集；12月3日，指挥部永城，第二兵团司令部永城东关，十三兵团司令部永城北关，十六兵团司令部永城西关，徐州警备司令部永城西关南关间。

　　(十)通讯联络：各部队行动期间用无线电，到达统制地区后有线电话及无线电并用。

　　(十一)补给：各部队携带足七日给养、五公里油料并携行弹药，在到达阜阳以前，中途不补给。

　　(十二)其他破坏等工作由舒参谋长分别指挥实施。

　　撤退经过

　　我将命令下达后(口述笔记，以后正式补发)，徐州“剿总”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，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，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。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1日午前烧毁，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，另候处理，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。到29日晚，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，尚未确实占领萧县，对萧县情况不明，很耽心被解放军狙击，打破蒋军撤退计划。及30日晨，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，已暴露了蒋军的企图。十六兵团29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佯攻，反而退守孤山集、笔架山、白虎山之线，当晚解放军即攻占孤山集。该兵团并将30日晚主力撤退命令误解(也许有意)为掩护部队于是晚撤退，使解放军于1日清晨即顺利到达萧县。

　　29日晚，并因各部队撤电线，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，对各兵团电话不通，一直到30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。

　　这时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，急急忙忙率指挥部人员出发，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，车辆拥塞，无法前进。徐州市商店住户全部关门，满城死气沉沉，部队、车辆、人马拥挤不堪。调查结果是：第三处将直属部队行进道路经铁路附近误当为萧永公路，各部队已开始行动，无法改变。我一面命参谋人员指挥各车队绕道铁道附近撤退，一面出徐州南门绕凤凰山便道到达萧县附近。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(以后知道是管图参谋提前烧毁地图档案)，深恐解放军马上追来，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，再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队车辆绕道北行。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，各有主张：有的绕道脱逃，有的仍向萧县前进，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，我一直到黄昏前后始到大吴集。至12月1日晨得报，萧县以东尚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。同时由于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30日晚即撤退，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，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，1日晚徐州解放。

　　12月1日，我在大吴集除与第二兵团联系外，其余各兵团未直接得到联系。晚上继续撤退，12月2日午前我到达孟集附近，接到邱、李两兵团报告，得悉各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，孙兵团尚未取得联系。按照原定计划是2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。午后接到七十四军转来空军的一份通报，说发现解放军有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，同时两兵团也要求稍加停止整理部队，我为与孙、李两兵团都未取得联系，及顾虑夜间行动可能与解放军发生穿插混乱的情况，即决定当晚在孟集、李石林、袁圩、冯河集附近停止休整一晚，3日白天向永城继续前进(这已经是一个错误)。决定后我即亲往李石林、袁圩处，到邱、李两兵团司令部视察。我问李弥昨晚为什么不到指定位置联系，李说他未收到命令，查明系其参谋长受令后未交李弥，我对其参谋长加以指责。这时瓦子口的骑兵旅已撤退，青龙集以北第五军四十五师掩护部队与解放军接触，在红庙附近担任掩护之十三兵团一部亦与解放军接触。我即面令各该师必须掩护至3日午后主力撤退后再行撤退。邱、李二人皆与前方各师通了电话，我仍返孟集附近指挥部。

　　3日午前4时左右，孙元良经过冯河集，与我通了电话，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，走不动，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。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，邱、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，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。我告知孙解放军的情况，并给他将电话架好。

　　3日上午10时前后，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，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(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)，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，说“据空军报告，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，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，如此行动，坐视黄兵团消灭，我们将要亡国灭种，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，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，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……”我看了之后，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，必致全军覆没，思想上非常抵触。我先认为“将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”，准备即向永城出发；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，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，再向解放军攻击，解了黄维之围，尚可将功抵过。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，部队遭受重大损失，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，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，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，受到军法裁判。这样，我战亦死，不战亦死，慑于蒋介石的淫威，何去何从，又无法下决心。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，令部队就地停止，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。孙元良很快来到，李弥本人未来，派了两个副司令官(陈冰及赵季屏)来，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，迟至午后2时左右才到。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，都十分惊慌，默不发言。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，认为照原计划撤，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。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。如果照命令打下去，未见得有把握(实际上认为要全军覆没，但怕各部队长泄气，又未说明)。这时邱清泉说：“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。”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，说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(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)，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，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。陈冰不服气，就同邱吵起来。我同他们排解后，问孙的意见，孙见邱的气焰嚣张，也不敢说退， 只说：“这一决策关系重大，我完全听命令。”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，怕我泄气，就说：“总座，可以照命令打，今天晚上调整部署，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，十三兵团、十六兵团在东、西、北三面掩护。”我说：“大家再把信看看，考虑一下，我们敢于负责就走，不敢负责就打，这是军之生死之地、存亡之道，不可不慎重。”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，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，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。于是决定服从命令，采取三面掩护、一面攻击、逐次跃进的战法，能攻即攻，不能攻即守，不让“敌人”把部队冲乱(其实正是陷入重围)。

　　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：

　　(一)指挥部第二兵团司令部在曲兴集，该兵团应在陈庄、孙厂、前王楼、刘集、鲁楼间地区占领阵地，明日攻击前进。

　　右翼与十六兵团、左翼与十三兵团连接。

　　(二)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，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、后刘岗、王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，掩护军之左侧背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。

　　(三)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，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 兵团在赵破楼，僖山集、义村、庄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。

　　根据蒋介石的指示，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，当日午后我到达曲兴集，即将以上决定补达笔记命令。同时电复蒋介石说：“昨日因各部队零乱，停止整顿一晚，本日各部正在前进，到孟集附近时，奉到钧座手谕，当即遵照改变部署(如上)，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。指挥部本晚在曲兴集”；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。

　　晚上接到蒋介石国防部的正式命令，其要旨如下：“(一)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，据空军侦察，濉溪口、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，经我空军轰炸，伤亡惨重(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)。

　　(二)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、马庄一带之匪，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。如再迟延，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，又处于被动矣，此机万不可失。万勿再向永城前进，迂回避战……”我接到这一电令后，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，是被郭汝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。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，也未同何应钦、顾祝同、萧毅肃等约好，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案。弄到现在，老头子听郭的摆布，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，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懦怯，不果决，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，耽误一日行程。现在逃亦晚矣，打也无望。想来想去，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，由他去罢！我只有一条命，最后只有为蒋介石“效忠”而已。
　　
　　19日午后，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C47型机降落到陈官庄，降落后董即嘱咐运输机起飞。舒、董这次来，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，我回想蒋介石的信，写得很长，反反复复，大意是：(一)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，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，一再要求夜间突围，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。到15日晚，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，毁灭了我们的军队。(二)弟部被围后，我已想尽办法，华北、华中、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，无法抽调，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，击破敌一方，实行突围。哪怕突出一半也好。(三)这次突围，决以空军全力掩护，并投射毒气弹。如何投放毒气，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。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，大意是说：校长(指蒋介石)对兄及邱、李两兵团极为关心，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，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。

　　董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，弟可尽量支援。

　　我将信看完后，舒适存对我说：“委员长指示，希望援兵不可能，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，别的没有什么交代。”我想突围也无望，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，又有董明德来，不能不敷衍他一下。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，拟定陆、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。董说： “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，部队被消灭后，共军即广播出来。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，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，掩护你们突围。”并规定毒气弹为“甲种弹”，其他弹为“乙种弹”，计划中只写甲种弹、乙种弹，而不写毒气弹。我问董：“用的什么毒气？”董说：“催泪性的。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用？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？”董说：“窒息性的太严重，还不敢用。”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，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、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。

　　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、中、下三策，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：(一)由西安、武汉(必要时放弃)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，与解放军决战，这是上策；(二)各兵团持久固守，争劝政治上的时间”(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，但又有顾虑，不敢明讲)，这是中策；(三)如果照令突围，绝对达不到希望，这是下策。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“面包篮炸弹”，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。我明知一、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，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。

　　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，准备20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。不料当晚风雪大作，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，董、舒二人无法起飞。在这期间，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，每日长吁短叹，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。

　　我问董的看法，董说：“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，你们这里被围，平津危急，北平西苑机场已失，徐焕升落荒而逃，空军损失甚大。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，平津也不保。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，听说老头子不同意，现在无人敢谈。总之，南京现在慌乱一团，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。” 董问我的看法，我说：“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，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，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、陈决战，又不能断然主和。强令两兵团突围，一突就完。这支主力一被消灭，南京不保，武汉、西安更不能再战，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，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。” 董说：“你看会这样的吗？”我说：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？”董说：“既然这样，请你到南京去一趟，面陈国家大计。”我说：“对老头子很难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不会接受意见，有时接受了，他也不执行。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，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，弄到现在，我去亦晚了，无法挽回。”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，蒋介石一意孤行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。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，不该停住再打，言下叹息不已。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。我说：“钱有什么用？跑到国外当亡国奴，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。还是人重要、部队重要！”董似乎有点怀疑我，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，来观察我的态度，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。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：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，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。自黄维被消灭后，何应钦即通电辞职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。蒋不久也可能下野，等他下野后，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，我愿将部队交出。但在蒋未下野以前，我绝不愿反蒋投共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邱清泉曾对我说：“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，我已经把它烧了。”我问邱：“内容说些什么？”邱说：“共匪还不是那一套！劝降么，谁降匪呢？”有一天晚上，李弥打电话来说：“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，从第一线摸进来，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(记不起姓名)。”我问：“他说什么？”李说：“他有点吓晕了，说不出什么来。”我认为劝降的事，李弥大概不便说，就说：“你看着处理好了。”李一再说有些道理，送来你问问，他也许会说的。我同意了。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，并带有一封信。陈毅元帅的信中，起头说得很客气。

　　中间有些话，我当时认为是威胁，思想上有抵触。其中说到：“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，而不为人民服务？”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，但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倒对我有些启发。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，也可以同意。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。

　　我亲自拿着信，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。这时邱正同耿元哲(兵站总监，解放后在济南改造)围着火盆谈天吃酒。我说： “陈毅有一封信，你看看。”邱接过去看了一半，一句话未说，又将信撕掉烧了。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，骄傲跋扈，目空一切。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，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。这次在包围圈中，邱大事小事请示我，还算搞得不坏，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。这件事邱不同意，我就无法做。弄得不好，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，并落个叛蒋罪名，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。坐着心乱如麻，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，于是立刻回来。文强和李剑虹(第二处处长)都对我说：“这个人吓晕了，谈不出什么道理。只说：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，成功对他有奖，如被杀害，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。”

　　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，就叫将他送回去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解放军停止攻击20天，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。

　　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，广播、喊话、送信、架电话、送饭吃等等，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。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，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、惶恐不安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，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。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，拒绝投送粮弹。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，才于12月6日开始投送。但杯水车薪，难以解决问题。最初几天，每日尚有进展，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，抢劫民间粮食，宰牛马、杀鸡犬以充饥。到19日以后，风雪交加，空投全停，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、酒糟，继而宰杀军马，最后将野草、树皮、麦苗、骡马皮都吃光，天气尚无转晴希望。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，特从美国调来雷达，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，23、4日投到陈官庄，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，作绝望的挣扎。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，即无法使用。一切办法想尽之后，只有祈求天老爷了，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。蒋介石25日来电也说：“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。”总算盼至29日，天居然晴了，开始投粮。

　　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，飞得很高，投的粮食到处飞散，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，冲击抢粮。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，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、生米；有的互相冲突，械斗残杀；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，指挥部也无法维持。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，分到各部队，每日不得一饱。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，无散粮可抢，怨声沸腾，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。同时，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，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，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，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，纷纷指责。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，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，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，邱维达坚决不肯，矛盾无法解决。30日投粮，邱兵团方面较好转，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，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，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。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，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。由于投散过多，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。元旦前后，蒋介石还在南京，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，仅有少数飞机投粮，官兵不得一饱，更增加了愤恨之心。元旦，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，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，大骂而跑。

　　如前所说，29日天气转晴，蒋介石派机投粮，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“烈士”纪念册，和南京《救国日报》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、何应钦、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。官兵看到后大骂：“老子们要吃饭，投这些废物干什么？”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，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，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，并说是“国人皆曰可杀者”，我还有什么生路呢？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。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，就说：“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，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？”熊不肯去，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，就说：“笑三去看看吧！”邱、熊出去不久，枪炮声停了。他们又转回来，劝我(实际上是威胁)必须当晚突围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气得出了一身大汗，心里直跳，差不多要晕过去了，沉默了好久。“逃、突、降”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，最后我对他们说：“既然都是这样主张，只有分头突围好了。”这时李弥、邱清泉、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，我说：“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？

　　我们就这样走，如何对得起部下？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。”

　　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，熊笑三已溜掉，李弥还在等着。我说：“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。”李出去又回来说：“第五 军警戒兵说，谁也不让走。”我很生气说：“哪里会有这回事。”

　　李弥这才去了。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：“各部队已混乱，无法维持到明天，只有当晚分头突围。”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，重要文件烧毁，待命。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。邱清泉打完电话后，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。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，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，我是跟不上的。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，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。

　　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，先向西走出村庄，再转向东北，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，一问原来是七十二军。这时四面沉寂，无一枪声。我走到贾砦附近，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。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。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，并说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”，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。解放军大队过去后，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，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。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(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)。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。又遇到一个老百姓，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。我心中很慌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，还有队伍，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，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。这时天已亮了，见村庄上有队伍，尹副官说：“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还是赶快走。”这时，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？”副官说“送俘虏的。”再一喊，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。我觉得左右都变了，凶顽气又来了，企图自杀，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。

　　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：“你们饿了吧！”于是送水送饭，大家饱吃一顿。不久，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：我同副官、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。副官说：我是尹东生，《徐州日报》随军记者；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”；司机说：“我是张印国，在徐州开商车，他们给拉来的。”各人都拿出证件。

　　首长似乎有点怀疑，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：“高军需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将计就计说：“叫高文明。”他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名字倒不错，十三兵团有几大处？”我答：“六大处。”“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。”我先无准备，一个也写不出，就打叉问：“你贵姓？”他说：“我姓陈。”我想：如果是陈毅的话，风度倒不错，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。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，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，连累我的家庭，就说：“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？”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以为我怕飞机炸，就说：“不要紧，对你们的空军，我们有经验，吓不了我们。你们只要坦白交代，我们一律宽大，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。”我想：“我就是，你还未发现。”他又问： “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？”我们三个人都说：“听说跑了。”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，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。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，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，经过严密的检查，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，交还各人。这一检查，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，手续清楚，纪律严明。以后，解放军对尹东生说： “你是安徽人，去找你的老乡去。”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，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，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，我觉得既惭愧、又恼火。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，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，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。

　　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，解放军监视很严。这时，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。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，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。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，行动维艰，逃出去走不动会死，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。与其被处死，不如先自杀，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。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，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，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，一时打得头破血流，不省人事。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，将我抢救到卫生处。不久即清醒过来，好像一场大梦。

　　(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第7册P1—25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)